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的名词解释

乾嘉学派兴盛于清代乾隆、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流派，主要内容是从文字音韵、名物训诂、校勘辑佚等方面入手，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。该学派以考据为治学，也称考据学、考证学、汉学、古学，又因其朴实无华而被称为朴学，这是就该学派的学术特色而言的，这一学派不仅主宰了清代学术界一百多年的时间，而且对此后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。

一、产生背景：

1.政治：

清代康雍乾时期，出现了康乾盛世，社会稳定，国家统一，此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和巩固，形成了政治上近百年相对安定的局面，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。

2.经济：

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经济，无论是农业、手工业与商业都有长足的发展，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，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兴盛，提供了物质基础。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兴盛发展，正依赖于康乾盛世所奠定经济基础。

3.文化：

清初统治者比较重视和提倡封建学术文化，大力倡导和编纂各种典籍。从康熙到乾隆，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了疏解、汇编和刻印。同时，又以巨大的人力、财力编纂各种大型图书，诸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四库全书》等。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，既使当时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如纪昀、戴震等学者的学术思想得以施展和发挥，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、工具书等便利条件。

清初兴起了批判理学的思潮，这一思潮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。而清朝统治者由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，大兴“文字狱”，使清初形成的批判理学思潮逐渐抛弃了其经世致用的宗旨，只保留了朴实的考经证史的一面。这就为尔后乾嘉学派的形成，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和依据。

二、学风

乾嘉学派的学风：立义必凭证据、援据以古为尚，孤证不为定说，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，剿袭旧说为不德，文体贵朴实简洁，辩诘不避本师，不出本题，词旨务笃实温厚等。

乾嘉学派与稷下学派的学风一阴一阳，互为极点。相较于“重行思而不离考证”的稷下学派，乾嘉学派的“重考证而不废行思”，虽然是清中期以后正式定型的，其源流却可远追秦汉；二者虽然定名相差千年，其各自的成型与共存，却已延续今古。

三、在史学方面的成就

乾嘉学派是个统称，其中可分出“吴派”和“皖派”两大学派。

1.吴派

吴派以惠栋为代表，他们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，加以疏通证明。它的特点是“唯汉是信”，即推崇汉代经说，遵循汉代经学研究，重视名物训诂、典章制度的传统。凡属汉学，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。主要著述尚有《后汉书补注》、《九经古义》、《明堂大道录》、《松文钞》等。

2.皖派

皖派以戴震为代表，他们比较注重思想性。因此他们学术研究不限于整理考订，在思想界也有一定影响。皖派则重视三礼（即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）中名物制度的考证。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、小学（即文字学）入手，通过文字、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，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。他们在文字、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。

乾嘉学派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，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，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。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，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，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，并为后人阅读、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，奠定了基础。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，在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，严谨踏实，一丝不苟，而且还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。但是，乾嘉学派考据学也存在脱离现实，埋头于故纸堆中，为考据而考据的问题。将考据与学术划等号，出现思想界的空洞沉寂而学术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畸形现象。

四、代表人物

乾嘉学派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、黄宗羲、阎若璩、胡渭，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戴震、惠栋、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钱大昕等。发展至乾嘉时期，惠栋公然打出汉学旗帜即梁启超所谓“以复古为解放”，遂形成了与宋学相对垒的学术流派。乾嘉学派发展至成熟时期，内部又形成了以惠栋和戴震为中心的吴派和皖派，两派分别影响和带动了一批学者。吴派形成于前，皖派发轫于后，戴震曾求学于惠栋，而又在吴派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。吴派代表人物有钱大昕、王鸣盛、江藩等，而凌廷堪、段玉裁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、俞樾、孙诒让等被归为皖派。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和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均崇尚汉学，互为师友，相互影响，惠栋之吴派以信古为标志，戴震之皖派以求是为准当，均是乾嘉学派的重要派别。

五、影响

首先，乾嘉学派继承了中国古典考据学的治学方法，并将其推向传统时代的学术顶峰，乾嘉学派将传统考据学的治学方法、考证内容扩展到极致，考证成果更加丰富和充实。考据学非清代所独有，但考据学称为一种独立的学派是在清代完成的。

然后，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大规模总结和整理，为后来的古籍整理、点校、阅读和利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,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,通过训话笺释,版本鉴定,文字校勘,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,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,进行了大规模的、认真系统的整理和总结,在经学、小学、历史、地理、金石、考古,以及工具书、丛书、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,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。

此外，乾嘉学派崇尚实学注重考证的风气，对近代新史学和新历史考据学影响甚大。近代以来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，中国史学得以转型，崇尚科学化成为近代以来史学演进的重要标志。而在中国学者看来，中国传统史学中，最符合近代以来科学精神的，就是乾嘉时期发展至顶峰的考据学。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路径，王国维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胡适领导的“整理国故”运动，傅斯年的史语所要让正统的东方学在中国，顾颉刚的“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说”均受到了传统乾嘉考据学的影响。由此可见，乾嘉考据学有着巨大的深远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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